馆藏蒙尘：南京博物院捐画失踪案的追问与反思

高润祥

 

当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以8800万元估价现身拍卖市场时，谁能想到这幅承载着家族情怀与民族文脉的古画，本应是南京博物院的馆藏珍品？这场始于1959年的无偿捐赠，最终演变为跨越数十年的文物失踪谜案与法律纠葛，不仅刺痛了捐赠者后人的心，更叩问着公共文化机构的公信力底线。拨开层层迷雾，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些振聋发聩的追问与深刻教训，值得每个关注文化传承的人深思。 

1959年，近代中国收藏巨擘庞莱臣的后人庞增和携家人，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家族“虚斋”旧藏的137件（套）珍贵古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庞莱臣作为“南浔四象”之一，其“虚斋”收藏堪称中国近现代书画收藏的巅峰，上溯唐五代，下至明清，涵盖阎立本、赵孟頫、董其昌等历代名家珍品，仅《虚斋名画录》就著录538件名作，每件都经过他“潜心考索，宁慎勿滥”的严苛筛选 。庞家后人延续先辈“公诸人民”的情怀，在捐赠书中写道，愿将历经灾劫仍完好保存的天壤瑰宝献给国家，这份赤诚之心，本应被永远铭记。南京博物院当时出具了捐赠收据与清册，将这批藏品列为馆藏核心，如今官网仍称其为“最珍贵的书画藏品”，可见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之重。 

谁也未曾料到，这份跨越甲子的信任，会在数十年后遭遇严峻挑战。庞莱臣的曾孙女庞叔令自多年前便开始关注家族捐赠文物的现状，一场关于展览文章的名誉纠纷，意外揭开了文物管理的冰山一角。2014年，南京博物院举办“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策展人文章中“庞莱臣子孙败落到卖画为生”的表述引发庞家不满，诉讼胜诉后，庞叔令从证据中发现，家族捐赠的仇英《江南春》竟曾在九十年代被南京艺兰斋购得。这个惊人线索让她意识到，捐赠文物的流向可能存在重大问题，自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追问之路。 

2024年10月，庞叔令正式致函南京博物院，询问137件藏品的保管与流向，未获回应后只得提起诉讼。经法院调解，双方约定2025年6月28日由庞叔令核验全部藏品原件。然而核验结果令人震惊：137件藏品中，仇英《江南春》图卷、赵光辅《双马图轴》、王绂《松风萧寺图轴》、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汤贻汾《设色山水轴》五件珍品不翼而飞。面对质疑，南京博物院于7月3日书面回应，称这五件均为“伪作”，已剔除藏品序列并做“划拨、调剂”处理，但始终未能提供任何关于具体去向、处理时间、审批流程的有效证据。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25年5月，就在核验日期临近前，庞叔令意外发现，那幅在南博“查无此画”的仇英《江南春》，竟出现在北京某拍卖公司的春拍图录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这幅全长7米、汇集青绿山水技法与多位名家题跋的珍品，存世仇英手卷仅30余件，是流传有序的艺术瑰宝。庞叔令当即向国家文物部门举报，拍卖公司随后撤拍，但这幅名画如何从国有博物馆流向拍卖市场，成为萦绕在公众心头的巨大疑团。在2025年12月的庭审中，南京博物院提交的证据关键部分被打上马赛克，仅露出“仇英《江南春图》假”的零星字样，而参与鉴定的人员并非书画鉴定专家，其专业性与公正性饱受质疑。万般无奈之下，庞叔令于12月16日签署《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法院强制南博提供五件藏品的详细流转材料，这场文物保卫战，终于走进了强制执行的新阶段。 

事件发酵至今，诸多核心疑问如惊雷般响彻文博界，振聋发聩，直击要害：当南博认定五件藏品为“伪作”时，依据的是何等专业的鉴定流程？为何不通知捐赠人共同确认，剥夺其知情权与异议权？所谓“划拨、调剂”，究竟是依据哪部法规、经过哪级审批？接收方是谁、流转记录何在？为何珍贵馆藏会现身拍卖市场，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管理漏洞？当捐赠人的合理诉求持续数年石沉大海，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担当何在？这些追问，不仅指向南京博物院的具体操作，更指向整个文博系统的监管体系与制度漏洞。 

庞家的遭遇并非个例，但这场纠纷暴露的问题，却为所有公共文化机构敲响了警钟。从这件事里，我们必须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类似的文化悲剧重演。 

首先，文物鉴定与处置必须坚守程序正义，保障捐赠人合法权益。根据《博物馆条例》与《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接受捐赠后应尊重捐赠人意愿，妥善保管藏品，确需处置的需遵循严格程序，且应优先让原捐赠人收回。南博在未通知庞家、未公开鉴定标准、未提供完整证据的情况下，擅自将“虚斋”旧藏认定为伪作并处置，既违背了法律规定，也辜负了捐赠人的信任。

其次，馆藏文物管理必须实现全程可追溯，筑牢制度防线。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次流转都应留下清晰记录。南博无法提供五件藏品的具体去向，暴露了藏品管理的严重漏洞。应明确“划拨、调剂”的适用范围与审批流程，禁止任何形式的私下处置，防止国有文物流失，让每一件馆藏都处于制度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