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847 （京津画派 吴作人 7 ）

吴作人将西方的写生方法运用到中国画的创作中，无论是风景画还是动物画，他都不以对自然界浮光掠影的观察和表现为满足，用心的深入体会感悟，表现出对象内在的本质。吴作人善画大写意，高雅的黑天鹅在其笔下变得栩栩如生鲜活的生命力被吴作人充分地把握与表现。

 在吴作人的鹰画中，一类为静态的鹰，一类为在天空翱翔，如《鹰击长空》，以及本幅《长风》，后者在构图的格式上与徐悲鸿的“飞扬跋扈为谁雄”系列近似，不同的是，吴作人多以两只雄鹰并置，且在画面下幅表现出空间感明显的广袤原野，可见二人尽管在艺术上殊途同归，却孕育着不同的情感张力。

画面中，双鹰在高空展翅飞翔，前方之鹰羽翅展开，御风而行，目光凛凛，傲视苍穹，充满激情；后方之鹰向反方向飞去，渐行渐远，令人对无限的空间充满遐想。画幅上方的大片留白使雄鹰的形象愈加突出，下方以氤氲淡墨画出重重山峦，只见山头，山间雾霭弥漫，可见是以上空雄鹰的视角来表现群山，群山俱收眼底。鹰的造型准确而生动，羽毛用几块厚重的的墨块画出，虚实相间，用笔多样，每一笔都极为肯定和娴熟，重点表现其动势，眼与嘴以重墨画出，一点藤黄愈发表现出眼神的凌厉。吴作人之鹰具有丰富的象征性意味，其综合了鹰、鹫、雕几种凶猛型禽鸟的特点，创造出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鹰之形象，从此作中可见一斑。整幅形神俱佳，笔墨浑厚苍劲，为吴作人画鹰作品中的一件佳构。

吴作人的鹰具有丰富的象征性意味，他综合了鹰、鹫、雕几种凶猛型禽鸟的特点，创造出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鹰之形象。这幅《千里云山》用笔果断，笔墨淋漓，气韵生动，浑厚苍劲，大气磅礴，为吴作人画鹰作品中一件精彩之作。画中的鹰，振翅飞翔，有势不可挡的力量感，眼是方形的，嘴像利斧，背上的羽毛用几块厚重的的墨块来表现。画完背羽接着用如“屈铁”般的几条线画肩和几片第一层飞羽。重墨依次按结构画出飞羽。淡墨画鹰的腹部、腿部与头部、颈部，爪用重墨勾勒，在鹰的头部、背部、胸部、腿部用积墨法，疏密有致地点上重墨点，以增加鹰的力度。不仅把雄鹰不羁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令简单的题款书法中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吴作人走上艺坛的时代，有一种观点以保持民族性为由，反对和抵制艺术接受某些西方新的影响。对此，青年吴作人明确表示:"'民族性'在艺人修养中自然流露，今之唯恐失'民族性'而戚戚者，当知非油色麻布之能损我'民族性'。况'性'依境而迁;东西方'境'不同，则东西方人'思维'不同，现代之中国与千载前之中国不同，何必现代之中国人'思维'强与古人同?则动笔须'仿某某山人'的理由又在哪里?"(《艺术与中国社会》)吴先生以极大的精力对中西艺术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的实地考察，通过画布上色彩的塑造，宣纸上水墨的挥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的观念、语言、技法都作了长期刻苦的比较与探讨。终于使他能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从不同视角，对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作宏观的考察、清醒的比较和科学的判断。

 首先，他看到两千余年以前有两种文化在东西两方平行而各异其趣的辉耀着:一个是中国文化，另一个是希腊文化。他们代表着中华文化，他清醒地看到两次大艺术体系，各自经历着"初生、壮年、晚年，一直到垂灭的几个变迁，存在着各自的长处与短处、高潮与衰落。"

 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他清醒地看到两次美术发展的高峰。通过对敦煌艺术的考察研究，他认为"冲激澎湃，犷放腾动，风逐电驰，凡所有隋以前的壁画，都充分地表现着这种中国古代民族的雄猛的生命力"结合对汉代石刻的研究，可以肯定当时中国文化早已东至于海，西渡大漠。我们的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民族性，很具体的在艺术上流露着。

 中国艺术这个时期古拙狂放的作风一直发展到汉代，出现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高潮。在这个基础上，印度文化的传入，形成了中国型的东方文化。而盛唐正是这一高峰的代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雄强的创造力，没有被外来文化所淹没，反而对其批判的吸收，而使自己更发扬光大，再度辉煌。因此，吴先生认为东西文化的互相影响，是件毋庸讳言的事。正是开放、交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吴作人先生清醒地看到中国绘画传统中的高峰，也深刻地看到低谷。更看清楚了造成这种反差的基本规律:不发展就衰亡。变才正常!

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如此，西方艺术历史也是如此。吴先生没有被祖国连绵不断的五千年辉煌文化冲昏头脑;也没有在文艺复兴以来，以希腊伯来文化为源头的西方灿烂文化前迷惑了自己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