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祥鉴赏：中国画派与名家欣赏 1401 清 任伯年 6
2019-07-21 09:11:43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
《玉兰海棠》 任伯年 31.6×39.2厘米
《投壶图》 任伯年 1891年 179.4×94.3厘米
《小红低唱我吹箫》 任伯年 1882年 184×45.5厘米
《雨打梨花深闭门》 任伯年 1885年 29.4×18.4厘米
《羲之爱鹅图》 任伯年 1888年 150×81.5厘米
《雪兰》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中秋赏月图》 任伯年 1890年 93.3×41.7厘米
《倚石观溪》 任伯年 15.3×19厘米
《竹枝麻雀》 任伯年 1893年 23.9×52.8厘米
《张益三肖像》 任伯年 1880年 28.5×39.6厘米
《中秋景物》 任伯年 1890年 122×57厘米
《赵德昌夫妇像》 任伯年 1885年 148.5×80厘米
《竹下弹琴》 任伯年 1860年 29.9×33.7厘米
《鸢尾西番莲》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紫藤麻雀》 任伯年 1894年 107.5×21厘米
《无香味图》 任伯年 120.2×56.1厘米
《桃实白头》 任伯年 1882年 141.6×79.4厘米
《绣球杜鹃》 任伯年 1882年 31.8×39.4厘米
《献瑞图》 任伯年 1872年 148.7×78.2厘米
《雪霁寻梅》 任伯年 1882年 23.8×52厘米 纸本水墨设色
《为任阜长写真》 任伯年 1868年 117×31.5厘米
《竹涧双雀》 任伯年 1892年 134×32.8厘米
《仙山双鹿图》 任伯年 1892年 164.5×69.7厘米
《雪舟待渡》 任伯年 1860年 29.9×33.6厘米
《桐荫纳凉》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野菊甜瓜》 任伯年 1877年 24.6×52.3 绢本水墨设色
《钟进士像》 任伯年 1891年 132.2×65.6厘米
《雪中送炭》 任伯年 15.3×19厘米
《竹岩吟诗》 任伯年 1860年 30×33.8厘米
《竹林消夏》 任伯年 1860年 26.8×27.2厘米
《玉兰红梅》 任伯年 25.3×26.4厘米
《玉兰鹦鹉》 任伯年 1890年 153×41.2厘米
《竹林赏砚》 任伯年 15.4×19厘米
《醉钟馗》 任伯年 1878年 23×50.3厘米
《竹枝小鸟》 任伯年 1890年 153×41.1厘米
《紫藤三禽》 任伯年 1890年 153×41.2厘米
《紫绶金章图》 任伯年 1883年 80.9×35厘米
《紫藤栖禽》 任伯年 1881年 27.6×28.8厘米 绢本水墨设色
《紫藤小鸟》 任伯年 1886年 24.2×52厘米
《紫藤金鱼》 任伯年 25.3×26.5厘米
《紫藤黄花》 任伯年 31.6×39.2厘米
《折枝桃花》 任伯年 1882年 31.8×39.3厘米
《棕荫纳凉》 任伯年 15.3×19厘米
《紫藤燕子》 任伯年 1885年 133×30.6厘米
《屏开金孔雀》 任伯年（任颐） 1877年 184×94.5厘米 纸本水墨设色
《桐荫仕女》 任伯年（任颐） 1884年 120.3×39.4厘米 纸本水墨设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