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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数据库 4

2024-06-17 16:57:03   
高润祥按:李遵刚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文化学者,更是我尊敬的同乡老兄。他新出版的《沂南历史文化·古史撷英》第四章沂畔望族,介绍了我高氏家族的迁徙与发展。资料详实,出处有据。2023年全国人口统计,高姓人口已经排到第15位。天下高氏同族同宗,不管居住在哪里,都是血亲一脉。在此以《族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数据库》为总标题,摘录部分章节,不仅供高氏宗亲阅读,也是通过该书查证的地方史志和族谱纪实,佐证那年那月那天那时那地那些人活动的艰难与伟大。



 
大明忠节高名衡
 
    明末,大庄村高大同一脉隆兴起来。隆庆年间(1567—1572),高大同长子高炳,官至省祭官[①];次子高炫,太学生出仕,授河南祥符县主簿,官至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沈王府工正[②];三子高炜,太学生出仕,任湖广道州通判[③],迁南阳(今河南南阳)唐王府审理[④]。
 高炜之子高名衡,字平仲[⑤],号鹭矶。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录科349人,高名衡位列310名,赐第三甲同进士出身。初授如皋知县,继而改任兴化知县。在位期间,督民治水,赈济难民,政绩突出,施政有才名,被诏进京授任都察院云南道试监察御史。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行政监察机构,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设监察御史百余名,专司十三道[⑥]的监察工作。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各冠以地方名称,均为正七品官。监察御史既受都察院的管辖,又可以不受都察院的统制而独立行事,有事还可单独进奏天子。监察御史虽然仅是正七品,但由于位高权重,所以选授也极慎重。自永乐八年(1410)规定,御史必须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选任的御史需先任小差以试职,期满考核合格才实授实职。授予实职后还须再任专差,然后才能巡按。巡按就是代皇帝巡察州县,举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无所不察,小事当即处理,事大者奏请皇帝裁决,或巡查期满后回京交中央有关部门处理。巡按御史须先由都察院推荐二人,然后经皇帝“诏对”钦点,才能出巡。巡按时限,扣除赴任及回京复命路途往返所需的日程外,以一年为期限。
                        平台召对
 高名衡授任云南道试监察御史属于试用。明末,政治腐败,灾荒连年,清兵内犯,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面对外敌入侵,内乱频仍,而军队则常常坐视不救,即便出兵御敌之时也时常造假冒功。目睹乱象,高名衡痛心疾首,心急如焚,以云南道试监察御之职,上疏崇祯帝,尖锐地列举了军队造假冒功的事实:
敌人入犯以来,攻城屠邑,所过残灭,而援兵如林,坐视不救。每见一城甫失,则一捷报旋传,而所报之捷,皆一零星数级,据以为功,遂邀朝廷厚赏。每首级一颗,赏银至百两,重以花红银牌等物。…… 此零星数级别,其在敌人大队不过九牛之一毛,太仓之一粟…… 况此报功之级,半非真首,闻有难民之逃遗者径割以充之。又途人之壮大者,径割而貌肖之。闻貌肖之法,以鞋底击其颊令胀大,旋沃以热醋令青黑,又以瓷瓦截其发令卷曲 …… 以伪首报功,便以伪首冒赏,故士卒之精神不用之杀贼,而专用之造级。
奏疏又分析了卢象升[⑦]以兵部尚书指挥抗击入侵清军,不仅因“一味逗怯”导致手握重兵不能救一城,而且兵败身亡一事,呼吁朝廷“罢级功之赏,亟严逗怯之诛,以励人心,以鼓士气,以雪积愤,以收桑榆。”[⑧]
高名衡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举动和直言不讳的疏论,给崇祯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因为这一奏疏,时隔不久,高名衡就有幸参加了平台召对。
    所谓“平台”,是指明代建极殿后面与乾清门相对的一个皇帝办公的场所。所谓“召对”,就是皇帝在朝见之外,专门在此地召见臣僚讨论或咨询国家大事。平台召对是明初建立的一项制度,相当于国情咨议。万历中期以后万历帝不理朝政,就没有平台召对了。崇祯帝上台之后,重新开始了平台召对,召对之典不时进行。
崇祯十二年(1639),高名衡以云南道试监察御史之职,受命巡按河南。群臣朝见完毕,高名衡与刑部尚书甄淑,户部侍郎李元、许世荩,督察院佥都御史李光春,兵部都给事中张缙彦等六人参加了平台召对。这次召对,崇祯帝与高名衡的问答,重点是对李自成等农民军如何“剿抚并用”等内容。这次召对,高名衡不仅得以亲向皇帝陈述了平乱安邦之策,而且因为参加召对的六人中他职级最低,巡抚参加召对更无先例,更使他深感皇恩浩荡,立志“竭肱骨之力,而捐糜以报圣恩”。他在《平台召对记》中感慨记道:
所召公卿大臣,未有及于小臣者,而巡方召对,从来未有。皇上轸念豫地兵荒,特令小臣得与召对,咨以兵事,谕以剿抚并用,并查明功罪,其所以宵旰忧劳,为地方之苦心,即尧舜不过是。且是日天颜甚霁,令小臣得竭其愚衷,圣明亦多采纳,咫尺天颜,亲聆天语,不可谓一时之隆遇也。则从此竭肱骨之力,而捐糜以报圣恩者,敢自后于诸臣哉?[⑨]
平台召对后,高名衡觉得“未罄陈吐”,“退而图维,中夜不寐”,“身未到豫而此心无刻不在豫”。他进一步梳理思路,形成上崇祯帝《巡汴且要疏》,陈明安定河南的建议,“伏惟圣裁”。高名衡《巡汴且要疏》洋洋千余言,纵列为七款:
 其一,陈、洛之要害当防也。陈地为开国藩篱,河洛为亲藩重地,不必循资论俸,但当确选真材,以壮维城而捍要冲。
 其二,豫楚之接壤需材也。寇患以来,中州处处残伤。南阳一府,人烟几断,名为腹地,不啻边疆。府官久缺,急当选择久历边疆,谙熟兵事之材,不必拘定资格,速为升补。
 其三,许襄之收拾当早也。许州为大梁第一富庶之区,襄城界在许腹,县官久缺,宜以豫幕甲科之有材干者补之,使之朝闻命而夕受事。
 其四,汴南之空虚当实也。中牟等县各令俱有才名,因贼在京畿,奉旨调用,原职空缺。今吴浙一代缓于中州,且甲科县令济济多才,宜拔其优者,调补此土。
 其五,修城之工程当核也。豫中旷野平原,无山川险阻障塞,流寇狎至,所恃者维坚城可守。土城易破,砖城难攻。此前已有各县修筑砖城之议,宜再加查勘,如有涂饰一时,随即倾倒者,经手之官即离任亦当追论。
 其六,乡兵之鼓励当豫也。固边御寇不可无兵,而客兵之为害地方更甚于寇。寇围城盼兵援时,而兵故为迁延。贼去兵至时,则索粮料,索犒赏,索折干,甚至抢掠奸淫无所不至。百姓宁可遭寇,不愿遭兵。莫如早练乡勇,以为自固之计。寇至则捍御,寇去则田牧,庶可转弱为强,转危为安。
 其七,军前之传宣需人也。巡按监军,虽不用亲服甲胄,但须亲履戎行,军机重务须得一人为之传宣。山东贼退则为安土,河南则与贼寇相始终。伏望设一英勇武弁作中军,以呼有应,传有宣,缓急可济。
《巡汴且要疏》七款,是否得到皇帝批准,因为没有史籍记载而难以确论。但前六款的确是深思熟虑的操作性极强的建议,并非一般文官对于固城御敌的外行之论。第七款落实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守城时高名衡之子高鉁和高镠相伴身边,守汴后高鉁因军功任高邮州知州,由此可推知,高鉁和高镠以“英勇武弁”伴随军中,作“传宣”之事,应当是得到朝廷许可的。
浴血守汴
 崇祯十二年(1639),高名衡到河南道巡按,期满后又留下继续巡按一年。继续巡按的这一年,高名衡临危受命,浴血守汴,九死一生,践行了他“竭肱骨之力,而捐糜以报圣恩”的誓言。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然后乘胜包围了开封。当时,河南道巡抚李仙风正在黄河以北的怀庆一带攻打“流贼”,高名衡以巡按之职督集军民守城,周王朱恭枵拿出自己的库银一百万两,召募死士杀贼,又开仓磨麦起灶蒸食供应守城军民。坚持了七昼夜,李自成左目中箭撤兵解围,李仙风得才以返回开封。巡按是御史出巡,职责是巡查州县工作、案察州县官员,重在考核吏治。巡抚是朝臣奉命出巡,职责是巡行天下、安抚军民,重在协调督促工作。当时巡抚李仙风的职责是剿灭“流贼”,高名衡以巡按之职代干了巡抚之事,李仙风回来后,与高名衡互相指责并上书朝廷。朝廷以抗贼不力导致福王被杀之罪,下旨将河南总兵王绍禹立即处死,河南巡抚李风仙下狱治罪,负责追剿李自成的兵部尚书、总指挥杨嗣昌获罪自杀。
 在处死王绍禹、治罪李仙风后,诏令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接任巡抚。但诏令到达时,张克俭已经死于战乱,朝廷又就地提拔高名衡以右佥都御史之职代理河南巡抚。明代都察院设左右督御史(正二品)、左右副督御史(正三品)、左右佥督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高名衡由七品道监察御史越级晋升为正四品右佥都御史,而且以右佥都御史之职代理河南巡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任职,更是朝廷对于他冒死守城的肯定和对他进一步发挥潜力的期望。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联合罗汝才部再次攻打开封。经过二十天的激战对垒,双方伤亡惨重,不分胜负,因朝廷调来援兵,李自成大军才再次撤围。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二日,李、罗联军第三次攻打开封。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将孤城围得像铁桶一般。高名衡与新任总兵陈永福据城顽守,坚持到九月,开封城内弹尽粮绝。当年秋,阴雨连绵,黄河水暴涨。九月十五日夜,大雨滂沱,黄河两处决口,洪水居高而下,从北门涌进,流向东南门而出,城中百万军民十之八九溺死。高名衡《守汴日记录》记载:
十八日乙酉。令识水性兵丁过河请救。泛一木于水,漂流三昼夜始达大堤。监军道王燮接巡抚手札,亲驾小舟,扬帆直进。时,周王宫眷俱住紫金城,船到,巡抚同众官叩见周王,抱头痛哭,遂请周王同宫眷下船北渡。百姓未淹死者,咸在城头、屋脊、树杪,俱陆续渡过柳园,煮粥食之。噫!此古今未有之苦也!
闯曹发难,逆恶滔天,屠名城,杀豪杰,所至风鹤,或弃城而逃,或一二日失守,或三五日旋陷,独汴梁三次被困,数十月贼屡败狃,而城不可得。万死一生,艰难备尝,今汴梁已成泽国,夫复何言!
守汴后,高名衡告病回籍。
迟到的褒赏
对高名衡守汴后的任用,《崇祯实录》没有涉及。但从朝廷对开封府刑理厅推官黄澍的任免过程,可以窥见一些脉络。《崇祯实录》记载:戊辰(十一月初二),崇祯帝召见黄澍,黄澍对上言:“臣等守甚力。贼忿城不下,凿渠决河,以致不守。”遂授江西道御史。[⑩]《国榷》也记载:“戊辰,召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利口,诿凿渠事于李自成。授江西道御史。”《高忠节公遗集》记载:黄澍擢为江西监察御史,廷对痛哭陈言:“守汴为古今奇苦,叙功为鼓舞大机,乞速覃仁皇,广励忠义,已作后来榜样,以收未散人心。”由于黄澍的哭奏陈述,十一月初七日朝廷又下旨:
汴梁文武坚守不屈,文武军民忠义可嘉,前谕速作旌表,何至今未行?本内有名各员,并黄澍、任濬通行议叙,奏夺朝廷,褒忠酬勋,典宜优速,以示风劝,该部即与复核,不得再稽。
    由此可知,此前朝廷已经谕示旌表守汴文武军民,但因朝官对黄河水淹开封一事的责任认定不一,臧否各异,以致对谕示迟迟未有行动。不仅如此,还免了高名衡的御史之职。《国榷》记载: “(十一月)辛未(初五),巡抚河南右佥都御史高名衡免。”[11]至于因为高名衡告病回籍而免职,还是因为免职而告病回籍就难以考证清楚了。
十一月初七日旨谕“褒忠酬勋”“不得再稽”后,润十一月十九日兵部回复:
叙功必由巡按取其详确,今汴城时局变换,追核实难,黄澍事内身经,其言可据,着照本议复,俟苏京[12]疏至再行参稽议叙。
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下旨褒奖:
守汴文武各官劳辛备至,高名衡忠义可嘉,宜叙赉特典以昭激劝。高名衡升兵部右侍郎,病痊启用,仍赏银一百两,两子高鉁高镠俱功贡优选。
其余守汴文武官员俱有赏赐,连已经考选另任的黄澍、王燮二人,也得到了“侯俸满日优升京堂,各赏银三十两”的恩赐。[13]
明代兵部最高长官为尚书(正二品),下设左右侍郎,为兵部副长官,官秩从二品。高名衡被免了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又升任从二品兵部右侍郎,实属宦海沉浮,一波三折。但遗憾的是朝廷还不知道,朝廷下旨褒赏时,高名衡已经为大明王朝殉节多日了。
高名衡有子高鉁和高镠,守汴时二子俱随父在开封城。《守汴日记录》六月二十日记载:
巡抚高名衡具疏告急,且令子高镠面圣请援。时贼掘水围城,选善没者将疏入蜡丸内,藏于发中,暗渡贼营,浮至河北,驰驿飞报。镠穿贼营而过,贼飞骑丛射,赖鱼舫得济,同行九人,止余三骑。
清乾隆《沂州府志》记载:
(高镠)精悍绝伦,随父名衡任汴梁,出入行阵,深得将士心……以父荫任江南高邮州知州。城守不屈,甘心就毙。
道光七年《沂水县志》也有相同记载。《贰臣传·刘应宾传》也涉及到高镠的事迹:
刘应宾,山东沂水县人……应宾子珙与高鉁高镠等乘乱聚众,闻我朝大兵将至,珙南投明总兵刘泽清,后被杀。[14]
以上资料认为,高镠随父守汴后,以军功任江南高邮州知州,其兄高鉁亦在高邮任职,清兵兵临城下,高镠坚守城池,与高邮城共存亡。但有资料证明,事实并非如此。[15]
乾隆朝褒扬
高名衡事迹载于《明史》,其传略主要记载了浴血守汴的一段历史,而此前的仕宦历程及事迹仅表述为:
崇祯四年进士。除如皋知县,以才调兴化,征授御史。十二年出按河南。明年期满,留再巡一年。
《明史》虽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他守汴抗贼的过程,但传末赞扬的却是他辞官归乡后抗击清兵“慷慨捐躯”“气节凛然”的人品:
士大夫致政里居,无封疆民社之责,可逊迹自全,非以必死为勇也。然而慷慨捐躯,冒白刃而不悔,湛宗覆族,君子哀之。岂非名义所在,有重于生者乎!气节凛然,要于自遂其志。其英风义烈,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
“慷慨捐躯”“气节凛然”正是高名衡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之辈,罪在必诛。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以保持大清王朝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反复强调君臣之义,宣扬对朝廷的忠诚。
到了清中期,乾隆帝认识到从深层次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教育民众、倡导忠君,是确保大清基业的根本之道,于乾隆四十一年(1775)谕示:
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自宜查明赐谥。
遵照皇帝旨意,大学士九卿等集议,将明惠帝建文靖难及晚明殉节诸臣中,“见闻虽有异词,抗节诸臣”详为甄录,汇为一编,分“专谥”和“通谥”二个等级,第二等级中又分“忠烈”“忠节”“烈愍”“节愍”四个档次,进行赐谥表彰。两个等级及四个档次是:
其有生平大节卓然可称而又艰贞自靖百折不回者,自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谥。若平时无甚表现而慷慨致命志节皎然,则汇入通谥之列,其较著者为忠烈、忠节,次则为烈愍、节愍。[16]
书成进呈,乾隆帝命名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宣付武英殿刊刻颁行,以垂示久远。《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之“封疆殉节诸臣十人”记载:
巡抚河南右佥都御史高名衡,沂州人,流贼攻开封,有守籞功。以病归。崇祯十五年,大兵破沂州,被执不屈,夫妇并死节。[17]
       高名衡2  高名衡1
高名衡等107人,“或死守封疆或力纾祸难或艰危自靖或险阻不移节义较著,均通谥忠节。”[18]
《嘉庆重修一统志》也记载:
帝念据守劳,加兵部侍郎。辞疾归。抵家甫两月,大兵至沂州,夫妇同殉节。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 [19]
由此,高氏族人尊称高名衡为“高忠节”或 “忠节公”。
康熙帝在诏令编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旌扬明季忠烈之臣的同时,对明清之际望风归化的胜国臣僚,视为“大节有亏之人”,重新作出了“畏死刑生,腼颜降附”的定性评价,谕令编纂《贰臣传》,“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20]与高名衡同时为臣的青州府沂水城人高应宾,由明吏部郎中隐归故里后,闻得李自成攻陷北京,立即投奔南都士大夫拥立的福王,拥明抗清,初任太常寺少卿,升历正卿,继升通政使。但当清兵攻陷南京城时,却又归降了大清,被清政府授以原官职衔巡抚徽宁等地。刘应宾先抗清后降清,因此被视为“贰臣”,载入《贰臣传》。与刘应宾之子刘珙一起据城抗清的高镠,虽因官卑功微无缘入《胜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但在家乡府县志书中留下了“守城不屈”的英烈之名。
                    决河疑案
李自成第三次攻打开封时,城北黄河突然决口,全河入汴。据史料记载,洪水涌入开封城后,“城从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高大的开封城墙几乎与城中的洪水平齐。
近年,考古团队通过古水力学方法初步重建公元1642年洪水的河川动态:
堤坝决口后,我们估计河水水位下降了10到15米。我们认为,这些下降数据是准确的,因为开封附近黄河的平均深度约为35米,此数据是我们根据在跟黄河相似的气候条件下发现的回灌河流的宽深比估算出来的。
……
这在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之前做发掘的明永宁王府遗址中就有所体现:叠压的厚厚的淤积黏土层,正是此次洪水所携带的泥沙沉积所致;遗址内坍塌的砖瓦堆积,以及成片的屋顶是洪水冲毁房屋的最直观反映;考古队在遗址内还清理发现了15具人骨遗骸,其中在遗址南部王府大门台基之上就集中发现了6具。这些人骨遗骸姿态各异,真实反映了当时洪水来临之时人们面对死亡的绝望状态。[21]
灌城洪水退去后,开封城已被湮没在厚厚的淤泥之下,繁华的古都汴梁被彻底地毁灭了。直至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和河南布政使徐化成,才奉命在明代开封城垣的基础上重建开封城。  
这场空前绝后的人间惨剧,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若是人祸,谁是这场灾难的制造者?当事各方人言人殊,史籍记载互相矛盾。三四百年来,专家学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桩疑案。高名衡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自然也卷进了这一疑案之中。
黄河决口的原因,史籍有关记载各异,其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
一谓李自成令义军决河灌城。
二谓明王朝官兵决河以淹起义军。此说又分三种情况:一说是城内守军主谋决河淹贼,二说是河北援军决河解围,三说是城内守吏和河北援军共谋决河淹贼。
三谓官兵义军同时决河,企图以水代兵,不战而胜对手。
 四谓天灾,连日阴雨,洪水暴涨,大堤失修,自然决口。
 一些涉及开封这次浩劫的历史著作,究其罪魁祸首,也均不出上述四种情况。研究者各有所据,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当时当事人记叙这次战争的著作共有五种,即主持坚守开封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守汴日记录》和《更生吟》、开封府推官黄澍的《誓肌漫记》、开封秀才张宁生的《汴围纪略》、李光壂的《守汴日志》及白愚的《汴围湿襟录》。这些原始资料是很多史籍记载此事的重要依据。细究起来,这些原始资料也有记录时间的早与晚之分,记录者也有亲历过程与旁听道闻之别,亲历者还有核心决策人和一般僚属之差。高名衡是这一大事件的亲历者、核心决策人,《守汴日记录》和《更生吟》也是每日即时所记。而黄澍《誓肌漫记》是守城辅佐者事后的追记,张宁生《汴围纪略》是城中有心人的漫记,李光壂的《守汴日志》是守城一般参与者事后病危时“举守汴之事口授,其子识之”。白愚的《汴围湿襟录》是亲历战事的开封人事后的追忆。如此说来,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当首推高名衡的《守汴日记录》。黄河决口的原因主要是阴雨连绵,“河伯震怒”,李自成兵是否借机破堤,当时高名衡也不清楚。
  对黄河水灌开封城一事,《崇祯实录》记载得比较客观:
(八月)开封围久食匮,人相食。刘泽清以朱家寨距城八里,若提五千兵渡河,依河为营,列水环之,达于大堤,筑甬道以运粮,则救援可济,遂先后立营。寇攻三日夜,诸兵不至,泽清遂引去。先是,开封城北十里枕黄河,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议凿渠通运,且引河水环濠以自固,更决堤灌贼可立走,渠遂成。既而河水溢,自渠决城,贼以营高得免。
又记载:
(九月)辛卯,河决开封,水大溢灌城……盖因河秋时尝涨,开封推官黄澍凿渠道之,忽横溢,沦溺数十万。
还记载:
戊辰,召开封府推官黄澍。澍对上言:‘臣等守甚力。贼忿城不下,凿渠决河,以致不守。’遂授江西道御史。[22]
清朝官修《明史》基本上采纳了李自成挖河淹城的看法,《明史·庄烈帝本纪》说:“九月,贼决河灌开封”;《明史·杨文岳传》:“贼既灌开封”;《孙传庭传》:“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23]《明季北略》卷十八《李自成决河灌汴梁》一文,直接认定决河者就是李自成。(详见附文2)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新中国以后的研究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很深。探讨这个问题不应受政治偏见的左右,先入为主,而客观地研究分析历史资料才是学术争论中应有的科学的态度。通过对史料的比较鉴别,可以认为,造成开封惨案的原因是天灾加人祸,河防失修,洪水暴涨,最后人为破坏造成决口,而李自成决河灌城的嫌疑最大。“义军扒河”的观点已渐占上风。
 明末,朝廷内党争的激烈和残酷是极为罕见的。开封惨祸发生后,举国震动,许多大臣强烈要求追查事实真相,严惩罪魁祸首。这一惨案正巧成了党争相互攻讦的口实,王朝大臣共同的敌人——“反贼”反而被置之于口舌之战以外了。大明王朝本已日暮西山,党争又如此激烈,不论谁是罪魁祸首,开封城毁于瞬间的惨状都像梦魇一样压在当事人高名衡的心头。高名衡生于何年史无明载,后人考证约为1583年。若此年确凿,高名衡守汴时已是花甲之年。作为一个有阅历有良知的人,高名衡托病回籍就不难理解了。
 
[①] 省祭官即“省察官”(祭,古“察”字),职司纠察、督察,多设在州县。
[②] 朱元璋第21子朱模封沈王,世袭。工正是朝廷委派到王府工正所所属的官员。工正掌缮造修葺王府宫邸、廨舍,设正副工正二人,正八品或从八品。
[③] 湖广道通判即湖广道的副官,正六品。
[④] 朱元璋第23子朱芈受封唐王,世袭。审理是朝廷委派到王府长史司所属的审理所官员,设一人,正六品。
[⑤] 中华书局1972年版《明史·高名衡传》记载:“高名衡,字仲平。”中华书局1982年版清人赵翼《簷曝杂记》卷六“高名衡”条记载:“名衡字平仲。”《高氏族谱》记载:“名衡,字平仲,号鹭矶。”现存临沂市博物馆的高名衡书法墨迹条幅上的阴刻印章为“字平仲”。故本文从“平仲”。
[⑥]十三道:浙江、江西、河南、山东, 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 陝西、湖广、山西 、云南。
[⑦] 卢象升(1600-1639),明常州宜兴人,天启进士。崇祯十一年晋兵部尚书,抗清于钜鹿(今属河北),率部五千在贾庄被清军数万骑包围,孤军无援,力战败死。
[⑧] 以上引言见《高忠节公遗集》,载《严明刑赏疏》  青岛新文化慎记印务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⑨] 《高忠节公遗集》载《严明刑赏疏》 青岛新文化慎记印务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版。
 
[⑩] 《崇祯实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11] 《国榷》卷九十八《思宗崇祯十五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
[12] 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李自成第三次围开封时,崇祯帝派苏京为监军,命其监督延、宁、甘诸军,总制军务,救援开封。
[13] 高氏族人刊印《高忠节公遗集》 青岛新文化慎记印务局,民国二十三年版。 
[14] 周骏副辑《清代传记丛刊》名人类《贰臣传》清国史馆编著,明文书局。
按:原雕版文“琪”当为“珙”字之误。
[15] 高镠殉国时地点及过程详见本篇附文《高镠殉国时间辨析》。
[16]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摺》卷一   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八十一年版。
[17]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通谥忠节诸臣》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八十一年版。
[18] 同上
[19]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七七《沂州府》  商务印书馆1934年四部丛刊续编版本 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
[20] 《清实录·高宗实录》 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版。
[21] 《大河网》载《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康翔宇报道,发布时间: 20-03-1911:30
[22] 《崇祯实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23]  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生于明朝天启二年(1622),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江苏无锡县兴道乡(今前洲、玉祁一带)人,明末清初史学家。著有《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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