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以新  

 
    1961年，我考入了中央美院国画系人物画科。到校报到的第一天，经过同学指点，我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任先生（当时叶先生任国画系主任）。他中等身材，身姿挺拔，衣着合体，还很洋气，小胡子微翘，走路带有弹性。他总在后裤兜里插着一个不太大的速写本，可以随时掏出来画速写。给学生上大课或开会时，他会逐个与学生对目光。他的双目炯炯有神，好像能一下子看到你的心里。他讲话很干脆。看到有的学生没有主见地“跟风”，他就会说：“你不适合画这个，选别的路吧。”
 
    第一次和同学们去叶先生家拜访，我就提出想看看先生的速写，他立即搬出两大摞。那些速写都经过精心整理，装在等大的卡纸上，并按类分置，如“广西”、“内蒙”、“京剧”等。叶先生的夫人王人美默默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了一杯热茶，我只是贪婪地翻看着那些速写，恨不能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等到告辞出来，我才想起，两个多钟头的时间里，自己都忘了喝那杯热茶。
 
    在我眼中，叶先生既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他经常十分慷慨地把作品借给学生去临摹，让学生从简洁的笔墨处理中体会夸张和精确的对立统一，我更有幸得到过他赠予的戏票——首都剧场，一排一号！这是人艺为他画舞台速写专门留的位子。那天上演的是话剧《红色宣传员》，狄辛主演。临开场时，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领导人来了，座位正在我的后面，四排一号。大幕拉开，我专注于舞台，动笔画起来。第一次在现场画舞台速写，顾此失彼，画了不少，却不成形，回来也未敢让先生看。但叶先生后来再三告诉我说：“舞台速写往往只能记几个大动态线，回来的整理最见功夫，关键是要保持当时舞台的感受和速写的生动性。”正是因为他的鼓励，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画速写。
 
    “文革”伊始，叶先生等人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入了“牛棚”。叶先生的遭遇尤其悲惨，在“黑画展”上竟遭到“红卫兵”毒打，鲜血染红衣。1968年，他又因“历史问题”被正式逮捕。
 
    所谓的“历史问题”，是指叶先生在中美合作所的一段工作经历。二战后期，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美合作所，进行对日的情报战和心理战。1944年底，叶先生被聘入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处，绘制抗日漫画，印刷后空投日占区，以瓦解日军的战斗力。因叶先生是名人，所以薪俸很高，不过他在那里只干了五个月。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了国民党关押、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恶机构，但叶先生当时早已离开那里了。这段历史在解放后已作过结论，“文革”中却依然给他带来了七年的牢狱之灾。
 
    1971年，我从下放锻炼的部队利用探亲假去广州看望二哥，顺便拜访了广州美院的关山月院长，那时他刚从“牛棚”出来不久。他非常关切地向我询问中央美院的每个老朋友的情况。正说话间，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先生来了。关院长向他介绍我说：“这是叶浅予的学生。”廖先生听后高声说道：“啊哈！我可被你的老师害苦了！”看我瞠目，廖先生便提起了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旧事。那是1945年初，叶先生向中美合作所提出辞职，对方要求他必须找人来接手他的工作。一天，在重庆街头，廖先生和叶先生夫妇偶遇。闲聊中，叶先生得知他还没有找到工作，就问他有个薪俸高的画画的工作愿不愿去。于是，廖先生就接替了叶先生的工作，继续为抗战创作漫画。廖先生只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文革”中也因此被关了几年。说起自己的遭遇，廖先生忽而激动，忽而唏嘘。我对他说:“我的老师更惨，至今还在狱中，不知他还能不能出来!”在场的人听后无不扼腕而叹。
 
    “文革”结束后，叶先生终于被释放并获平反。虽然他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但他并没有过多地抱怨，还毅然把落实政策退还的三万元工资捐出，首开个人在中央美院设立奖学金之举，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
 
    1981年，74岁高龄的叶先生调任中国画研究院（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几年以后，我出差到北京，顺便去研究院看望老同学邓林，向他问起叶先生的近况。他说：“这几天叶先生正好在研究院，这会儿可能在吃饭。”我俩赶到食堂，叶先生果然正在就餐。他苍老了许多，鬓发皆白，面颊消瘦，但目光依旧是那样有神。时隔多年，他几乎已经记不得我的名字了。知道我分配在天津美院后，他向我问起其他同学的情况，我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工作。他说：“我正在写回忆录。过去写了一点儿，作协的人看了，还要我加入他们作协呢。”说着，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声音略显沙哑，却充满了感染力。又几年后，我便看到了他的回忆录《细叙沧桑记流年》，生动、直率，正如他的为人……
 
    今年正好是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仅以此文略表我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