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在重庆从1939年的初春到1946年的秋末,李可染在重庆差不多生活了八年。八年时光,硝烟战火,岁月峥嵘,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既有松涛呼啸,也有啜泣低吟;既有慷慨悲歌,也有丝竹袅袅…… 那八年中,颇多担惊受怕的经历,但最让李可染感到头疼的还是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平时,他住在乡下的金刚坡,还要好些,只要是进城,随时都会遇到轰炸的威胁。一天,他到城里去办事,顺便买了几本书,空袭警报突然拉响,人们顿时乱作一团,他也只能跟着慌乱的人群跑到附近的防空洞里躲避。轰炸过后,警报解除,人们又急急忙忙地往外撤,撤出的时候比躲进去的那阵子还要乱。李可染夹在人群中往外挤,几乎脚不沾地。人散尽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手里的书已经不知去向。他返身回去寻找,并没有找到,正无比失望,忽然觉得脚底下似乎踩着一个什么东西,俯身一看,原来是一支毛笔。丢了几本书,捡得一支笔,得到的明显抵不上失去的。他本来还想把毛笔物归原主,可四周早已空无一人,只好作罢。 回到金刚坡,李可染随手拿起捡得的那支毛笔试纸,没想到还挺顺手,特别是画古代人物,尤其是画仕女,笔下的线条简劲、潇洒,时而细如游丝,时而轻若浣纱,效果极好。李可染高兴得不得了。他把这支笔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到北平教书时还带着,前前后后用它画出了不少仕女。他在重庆国立艺专教书时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位喜欢写字的韩先生见过李可染画的仕女,听说画得很快,就很想一睹李可染挥笔时的风采。这一天,通过友人介绍,韩先生来到李可染的住处。李可染把纸铺好,执笔在手,迟迟没有落下。韩先生知道他是在构思,也不好催促,就在旁边静静地等待着,忽然感到有口痰堵在了胸口,连忙跑了出去。等到他转回屋里来时,李可染的仕女已经出手,虽然只是草草几笔,但人物却甚为传神。韩先生大为吃惊地说道:“这么快就画完了?你连口痰也不让我吐啊!”李可染笑着说:“你到外面又是咳嗽,又是吐的,多长时间啦?”韩先生对李可染拱手说道:“佩服,佩服,人家都说你李可染下笔如走马,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今天不能亲眼得见,改日定当一睹风采。”这一天的这幅仕女,李可染就是用捡来的那支毛笔画的。 在重庆“文工会”做事的时候,有件事情对李可染触动很大。一天,张治中忽然来到“文工会”,让郭沫若把相关人员都召集起来,他有话要说。等大家聚齐以后,张治中环视一下,开口说道:“在现实情况下,‘文工会’就像是个租界,我看,你们既然都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就应该加入到国民党这边来。”张治中所说的这番话是有背景的。“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出现分裂,在迫害共产党人的同时,国民党也想拉拢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文工会”里聚集着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国民党便把目标瞄准了这一部分人。 李可染听了张治中的这番话,心中暗想:自己是个画画的,从来对党派不感兴趣,不加入国民党不是也一样做事吗?这时,张治中拿起“文工会”的人员名录,问这个是谁,那个又是谁。问到李可染的时候,张治中笑笑说:“你是个画家,你会画画啊?”李可染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张治中又对众人说:“你们是信仰三民主义的,要参加到党里面来,不然的话,不好。”郭沫若听到他的话里有威胁的成分,便也很不客气地说道:“我也有话要说一说。我郭沫若是个聋子,天上打雷也不怕,因为不大能听得见。我们‘文工会’既然像个租界,租界可以收回嘛!我看,懂得佛教的人不一定都是和尚;当了和尚的人,也不一定真正懂得佛教……” 郭沫若说完,张治中显得有些尴尬,他的随行人员让“文工会”里的人们签名,没有人签。张治中可能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好办法,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事后,李可染跟朋友们谈起这件事,说道:“还是郭老有学问,应变能力强。要不是郭老的那一番话,张治中很可能会不虚此行。” 后来,李可染到重庆国立艺专教书。到学校后不久,他发现那里的学生政治思想非常活跃,心里很为进步学生的朝气蓬勃而高兴。但是,学校里“三青团”的学生却很骄横,动不动就打人。对此,李可染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因为他是老师,不好对那些骄横的学生怎么样,只能默默帮助进步学生搞活动。进步学生买了一些解放区的书刊,他们怕被“三青团”搜去,就把书藏在李可染家。进步学生吴凡和张文俊办了一个名为《雨蕾》的壁报,想出一个杂文专辑,但是缺少一张鲁迅像,他们想到了李可染,便登门求助。了解到吴凡和张文俊的意图后,李可染不假思索,取出纸笔,略略构思之后,便以明快的线条勾出了一张大半身的鲁迅像;少顷,他又在鲁迅像的唇边用笔轻轻一抹,传神的小胡子就出来了。吴凡和张文俊连连拍手叫好,对李可染的支持充满了感激。慢慢地,进步学生和李可染更加亲近了。 一次,进步学生打算邀请一些名人学者到学校演讲。李可染跟郭沫若、蔡仪等人熟悉,就帮着把他们邀请到了学校。当蔡仪来到学校不久,情况发生变化,一些人出来横加干涉,还不允许学校提供活动进行的教室。这时,李可染便把蔡仪和听讲的学生安排到自己的家里,用开座谈会的办法照样进行演讲活动。后来,吴凡还写了一篇关于艺专学生参与运动的稿件,李可染看到后,认为写得比较生动,就转给了好友蔡仪,蔡仪把这篇文章交给地下党主办的《新知识》杂志,不久就发表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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