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市场报 》（ 2008年9月12日   第 21 版）
　　有些媒体在极具“吸引力”的封面装帧背后，其软肋暴露无疑：“留心”的是“位高权重”的专家、“在意”的则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广告客户。“客户”手中这一“影响”媒体“生死存亡”的砝码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如果留意一下时下藏界的一些媒体，可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多了一些表面上似林黛玉的某一面，而实质上却是更多类似薛宝钗的某一面的媒体。也即在奉行着林妹妹恪守的“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同时，又扮演着薛姑娘这一封建礼教忠诚的信仰者、自觉的执行者和可悲的殉道者的角色——“随分从时”得极有“分寸”。殊不知这位“品格端方，容貌美丽”的薛姑娘在《红楼梦》里早就被贾宝玉“嗤之以鼻”，说她说的尽是一些“混账话”，并不无惋惜地叹道“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

　　时下藏界的一些媒体，虽说那处稿待人的风格还真有那么一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遗风，然究其“内涵”却没有林妹妹那“愁”亦销魂的风致。林妹妹虽说是个哭美人儿，但她最具“杀伤力”的动人之处却不是她那酸楚的泪儿，而是她那时时表露出让人既怨又怜的别扭感的同时冷不丁冒出的一种随性率真且一语道破“天机”的尖薄、锐利的“锋芒”。尽管她比谁都清楚“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但她最终奉行的还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她要做清白女子，绝不“入国贼禄鬼之流”。

　　诚然，我们无须苛求一些媒体去一味张扬尖薄锐利劲，但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坦荡的率真。即使迫于无奈，要在历史转型期的夹缝中投机谋生也得“高明”一点，千万不要为了“某些利害关系”，在为遍体硬伤的赝品鼓与吹的，同时还被动而又无知地说什么“但现在的收藏界却有‘真品遭到指责，伪作有人捧场’的怪现象”。这类贼喊捉贼的“混账话”。

　　要言之，“媒体是社会公器，绝不是个人、利益集团的工具。媒体的水准不体现于‘一言谈’，而体现于专业性、公正性、开放性、包容性、建设性及铸就的公信力。”作为专业媒体，其天职就应该是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业内所发生的人们所关注的一切热点、焦点事件，不管从哪一方面来权衡，似乎都没有任何理由、借口、也没有任何必要受制于某种压力和某种威慑去承受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的煎熬。

　　遗憾的是，有些媒体却不尽然——在极具“吸引力”的封面装帧背后其软肋也暴露无疑：“留心”的是“位高权重”的专家、“在意”的则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广告客户。

　　众所周知，时下业界媒体的“衣食父母”更大“意义”上是那些发布拍卖信息的拍卖公司，而不仅仅是作者和读者。编辑部“强调”高质量的稿件往往会与“强调”大客户的广告部发生“不愉快”，为了“生存”，最后妥协的多半是编辑部。可以说，“客户”手中的钞票正是左右眼下一些藏界媒体“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行为准则”的砝码。

　　“客户”手中这一“影响”媒体“生死存亡”的砝码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某媒体曾发表我考证某省一家拍卖公司拍品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直接“注”上了具体的省份和拍卖公司的全称，编辑在编稿时未对此作“技术处理”，结果该文见刊后，该杂志社的广告部就对编辑部发了一通牢骚，指责编辑部：你们这样编稿，客户都被你们撵走了。

　　当然，藏界有些媒体还是比较开明和注重职业道德的，不为“强权”所役、不为“金钱”所惑，其宗旨是“为了维持艺术市场的规范，同时也为了保证一本杂志的品质”。

　　规范的媒体，其“衣食父母”应该是读者，如何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和更大的发行渠道，报刊的品位和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打造能够保证和逐步提升报刊的品位和品质，培养和组织自己的优秀作者群体是问题的关键。

　　从某个层面来说，媒体的广告客户手中的钞票是“媒体福利”的“基本保证”，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如果将自己的办刊原则受制于广告客户，可能会在短期内给报社、杂志社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但是，长此以往则将受制于客户或自觉不自觉“沦为”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工具，受害者可能不仅仅是你的读者，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媒体本身。因为，媒体一旦失去读者，就意味着其生存空间的丧失。到那时，保不准真会应了林黛玉说的那句话“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