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老辈读书人，往往对于传统文化和思想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认定，往往使人觉得他们心目中所有社科领域只有谈论文化属于上层的学术—更别提经济领域了。我们今天说某些当代学人有传统的风度，以笔者有限的观察，这些学人往往也具有这种明显的价值倾向。我们去看梁漱溟先生晚年的著作，往往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信心。梁先生被视为“最后的儒家”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断裂于他们那一代人，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他在晚年仍然对中国文化说“我很乐观”。

　　2006年12月5日晚，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将“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的奖项颁给了76岁的余英时先生，这是这项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殊荣第一次颁给华裔学者。几年之后，余先生书面回答李宗陶访谈时说，“今天回顾，乡居9年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史的好处有两方面：第一，我赶上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尾声。官庄的生活方式当时几乎全未受到现代势力的感染，与一二百年前无大区别。这一点使我后来读史有一种亲切感，读诗词也容易发生共鸣。用现代话说，我曾参与了传统，不是全从外面看问题，比较能避免隔阂和误解。第二，我无机会按部就班地受正规教育，因此也没有受到任何一套意识形态的笼罩，包括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在内。这使我的思想不至于很早便陷进一种封闭系统之中。”( 《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版)或许正是如此，决定了余先生后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和关注。他谈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始终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深信不疑。

　　余英时先生在《论文化的超越》中说：“现代有些人提出中国史有所谓‘超稳定结构’，并且想从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加以解释。其实专以政治、经济结构而言，中国史乱多于治，至少治乱各半，不能说是‘稳定’。如果真有什么‘超稳定结构’，那也当归之于‘文化’，不在政治或经济。换句话说，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国有一个延续不断的大传统。”

　　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化的超越性似乎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前五四时代，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也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普遍否定中国文化继续有生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事实对照。被胡适誉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中、西之间的文化比较、只破未立形成的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余先生提出的“重建”并不和“湮灭”或者“失败”相对应，而是针对这种“混乱”而言，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我们相信余先生始终不认为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会走向失败。于是这些年来他关于这方面的文章都在试图为这种“混乱”寻找原因。他发现如果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入手，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的问题，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的边缘化，他在《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参见该书434页)

　　在与上述同一次书面访谈中，余先生说：中国知识人今天在大陆的地位似乎并不很受尊重。以前是他们成了权力的奴仆，现在也有转为市场小贩的倾向。所以知识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学术、文化、艺术种种专业的尊严。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要重建传统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决心，急起直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边缘化和今天商业化的趋势，成为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核心问题。知识人今天的很多问题隐藏在“现代性”的遮蔽之下，其实都源于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中国文化的重建》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经过了大部删节，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